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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工忆"包身工"生活:日研修生制度下新奴工

 

  美国方面的报告说,2006年日本的劳动基准局认定涉及“外国人研修生”的劳动法律违反案例多达1209件,可是只有2例是判定雇主有罪。

  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统计显示,2008年4-7月,在日本意外死亡的研修生为15人,9名为中国人。失踪的研修生数量也在上升,2006年为1849人,而2007年则有3314人不知所终。

  想去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并赚到更多的钱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沦为身陷日本乡间中小工厂的廉价劳动力。9月,《日本新华侨报》一则《湖北女工被卖身现代“野麦岭”》的报道再次暴露了赴日研修生们的悲惨遭遇,引起中日两国的高度重视。来自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已有10余万赴日研修生。在日本,近20万世界各国研修生劳工拿着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夜以继日超负荷地工作着。他们的境遇,令人想到讲述资本家对打工少女残酷压榨的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以及中国作家夏衍在其名作《包身工》中的描述。

  近年来,有关赴日研修生人身受到伤害、甚至失踪死亡的薪酬纠纷等事件不时爆出。

  记者赴日采访了解到,为弥补日本劳动力短缺而衍生出来的研修生制度已到了检讨弊端的时候,是修改法律使其继续存在,还是彻底废除这一制度,让灰色存在的研修生变为合法劳工,日本新内阁和国会将做出新选择。

  中国女工呼救出逃

  3年工期将满才知加班费远远低于当地最低标准,6女工与老板协商工资遭强行遣送及暴打。3名女工被送上回国的飞机,段艳红等3人逃了出来,张爱霞在逃跑时摔断了腿。

  段艳红伸出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从肘部至手腕的伤痕。“已经三个星期了,你看,伤痕还没痊愈。”在日本首都东京上野车站附近的一处办公室里,这位来自中国湖北省黄石市的女工,和她的同伴胡菊花,即便是在日本全统一工会的全程保护下,仍然未能从20余天前的惊恐中走出来。

  9月19日,段艳红和胡菊花在全统一工会帮助聘请的律师陪同下,重新回到她们做工的山梨县,对她们遭受工厂社长等人驱赶的场景进行了还原,以便律师取证,为未来不久的诉讼寻找帮助。她们的另一位同伴张爱霞仍然在一家不方便透露名称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因为她的腿被打断了,工会提供了严密的保护,以防工厂和赶来处理事端的中国中介公司的再次暴力驱赶。

  “我们6个人向老板提交了一份协商工资的申请,社长说8月22日下午给我们答复。”段艳红等6位中国女工全部是从黄石市来的,她们以研修生的身份为山梨县昭和町的一家洗衣工厂做工,已经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今年12月将到期。

  6位女工提交的协议希望和老板商谈工资及加班费的上涨,因为她们突然从一份《研修生之友》的杂志上看到了山梨县的工资标准,加班费晚上不得低于每小时831日元,白天不得低于每小时665日元。可是,这些女工在第一年里的加班费为每小时300日元,第二年为350日元,今年6月1日后,才调整为450日元每小时。

  “按说,《研修生之友》是应该发到每一位研修生手上的,老板应该让她们知道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标准,这是日本的法律规定的。”全统一工会书记长鸟井一平说,“这些中国女工竟然三年时间快满了才知道这个标准。”

  8月22日的早上,社长内田正文带着15个人闯进了中国女工的宿舍,强行要带她们去机场,送她们回国。

  6位女工遭袭的一幕被当地一位日本妇女看到了。她那天早上听到了一些女性的呼救声,她赶去一看,在自己家房子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一些男女正在强硬拖拉着几位说中国话的女工,有的女工抱着桌子腿不愿被拉走。她走到跟前问为什么,一位自称老板的人让她走开,不要管闲事。

  “我的伤就是被社长内田正文打的,他朝我的后背重重打了一拳。”段艳红说,内田是一位60多岁的日本男子,她被打倒在地,胳膊等多处受伤。

  3位女工王美群、张琼、阮汉霞被内田正文等人送上了回中国的飞机,段艳红等人逃了出来。张爱霞在逃跑时,从2楼跳窗时摔断了腿。段和胡二人逃出后躲在野外的葡萄园里露宿到第二天早上,被好心的日本人发现。

  日本工会鼎力相救

  善良的山梨居民将段艳红、胡菊花送到了东京。全统一工会的书记长鸟井一平决定给予保护:“这类事件,我们每年都要接手很多”;然而新闻发布会一开完,女工在中国的家人就接到了恐吓电话。

  8月23日上午,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正在参加一个会议,与日本厚生劳动省、法务省、全统一工会的人士一起研讨日本研修生制度。“这时,一个工会的人说,接到了一个中国女工求救的电话。”莫邦富当时并没放在心上。

  多年来关注并致力于改变研修生制度的莫邦富,对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人身受到侵害或因劳动薪酬引起的纠纷等事件已经屡见不鲜。“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事件是在1998年,我在当时是第一个报道研修生受侵害事件,并让黑中介第一个被逮捕的案件”。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日本企业开始单独引进研修生。当时正值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那时,引进研修生的主要是进驻海外的国际企业和合资企业,这些企业为了加强公司在海外的竞争优势,把在当地雇佣的员工接到日本进行短期培训。而如今,研修生大多从事的是日本人不愿从事的“3K工作”(危险 kiken,肮脏kitanai,吃力kitsui),工种也集中分布在服装制作、金属加工、农耕等行业。目前,研修生的规模正在不断壮大。

  所以,莫邦富对于这个电话没有太在意,他也没有想到以后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会与从湖北来的女工牵扯到一起。“工会的工作人员说,在山梨县发现了两位中国女工,穿着睡衣,很狼狈,身上很多伤”,他回忆那天的情景,“当地居民查到工会电话,希望工会提供保护。”

  全统一工会的书记长鸟井一平决定给予保护。“像这类事件,每年我们都要接手很多。”他问打来电话的山梨县居民:“能不能协助把中国女工送到东京来?”

  当晚6时,善良的山梨居民将段艳红、胡菊花送到了东京。“两天后,Technoclean公司老板内田正文也来到了东京,当着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工会人员的面承认,如果是日本工人,不会做出强行遣送那样的举动,很觉得对不起,答应可以商量赔偿的问题。”

  可是,在内田回去与中国中介湖北东创公司商量后,再回答的语气全变了。

  9月2日,全统一工会在日本众议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为什么选择这里召开呢?工会考虑让此事件成为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案例,政治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莫邦富本想置身事外,可头一天,日本国会给他打来电话,希望他能够参加新闻发布会,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两名中国女工。

  可是,就在新闻发布会开完,女工在中国的家人就接到了恐吓电话:“你们的孩子还要不要?”

  段和胡怕了,她们告诉了全统一工会。“工会又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忙,我想尽量和日本工厂商量解决就可以了,时间和精神成本都让女工们耗不起。”就在这时,莫邦富获悉,中国中介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老板王香将在第二天抵达日本处理此事。

  莫给王香打去了电话,希望王与女工们和解,能赔偿女工一些钱化解此事。“可是,王香却在电话里说,她们(指女工)在日本拿到多少,让她们放明白,回到湖北给我吐出多少。”王的强硬态度激怒了莫,“我告诉她,我要给湖北省委省政府写信反映此事。”

  王答复道:“我早已做好了让这个公司上黑名单的准备。”

  莫意识到,这事必须管了,女工们回国后的安危就在于此事件的影响有多大了。他必须和日本全“”统一工会一起,维护中国女工的合法权益。

  研修生的“包身工”生活

  早8点上班,加班到深夜12点,半年没有休息:“51%的招纳研修生企业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学习。”工资被百般克扣,“只能通过不停加班,才能将债务还上”

  “我想看下日本是什么样的,想学习一点技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段艳红说。

  “当然,我们来到日本做研修生,就是为了钱,这里的收入比国内高。”来自中国山东省济宁市的小郭说,他之前也曾经是一家日本工厂的研修生,在通过一次为自己的薪酬维权后,现在则是全统一工会的志愿者。

  2005年的一天,段艳红在黄石电视台看到了东创公司的招赴日研修生的广告。她报了名,一起报名的还有另外8人。“我们先是被安排在东创黄石自己的工厂里做服装工人,每月有300-500元人民币不等的工资。”几个月后,日方的老板前来面试,段等6人被选中。

  研修在中文和日文中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指培训、进修等,并非是简单劳力的代名词。日本相关法律对研修生制度的解释为,发展中国家的人通过进修的方式,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技能,回国后为祖国的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美其名曰“日本对国际做出的贡献”。

  可是,段艳红等人以到服装厂做工的名义被招为赴日研修生,而接待她们的却是山利县昭和町的这家洗衣工厂。“日本法律规定洗衣工厂是不可以招纳研修生的,这家工厂的行为涉嫌造假。”鸟井一平说,“现在51%的招纳研修生的企业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在那里,是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学习的。”

  2005年12月18日,段艳红等6人登陆日本,之前,她们每人向东创公司交纳了2.3万元的介绍费。“来时去哪儿并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每月5万日元的工作,折合人民币是每月3000多元——“这要比国内高多了。”

  但是,工厂对她们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有手机,不准买电脑,不准上网,更不准跟外界接触。”就连买菜,也必须乘坐工厂的车,并有人跟着才可以。近三年内,她们的路线是从住处到工厂3分钟的路程上熬过。

  第一年,她们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第二年,工作时间延长至深夜12点。“我们有半年都没有休息过,有一天,我想休息一下,被社长骂了一顿。”段艳红说,每天,她们要把东芝、松下等工厂送来的工作服洗干净、叠好、装包,“学习日语的环境是不存在的,就连外人也接触不了几个。”

  因为洗衣工厂不能招收研修生,段艳红等人不得不遵照老板的命令,一次次将工厂伪造成服装厂,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日方监管部门的检查。“摆了几台缝纫机,从别处借来一些衣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衣服。”检查到来时,她们还要按老板的吩咐,将加班的时间表修改,“不能写加班到深夜12点,只能写到下午6点,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3小时。”

  莫邦富在多年帮助研修生维权时,接触过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些越南研修生,工厂限定他们去厕所的时间,超过一分钟罚款15日元。”

  段艳红等人在第二年被转为“技能实习生”,基本工资没变,加班费增长了一些。“可是,老板开始扣我们的钱,要交房费、家具使用费等等的钱。”

  莫邦富见到过一张类似于段艳红等人的工资明细单。“那个工人的月工资为112000日元,但每月要扣除房租55000,被褥使用费6000,洗衣机费1500,电视机费1800,餐具费1000,煤气灶费1000……甚至还要交1000日元的化粪池管理费。”最后,这位工人除去所有的钱被扣完后,反倒欠公司2万日元的债务。“他只能通过不停地加班,才能将债务还上,再加班的钱才是自己的。”

  研修生外衣下的新奴工

  美国国务院发表《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批评日本政府“执法意识严重欠缺”;日本不法雇主和外国中介联手对付研修生,参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性为零

  “这些年,来日本的国际研修生发生了变化,女性在增加,工种也在变化。社长都是日本男子,他们每隔半年就要去中国面接一次,他可以决定要谁或不要谁。”鸟井一平说,“我认为这就是人口贩卖。”

  自从1998年与莫邦富一道第一次解救过中国研修生以后,全统一工会每年都要接到很多研修生寻求帮助的案例。“这让我们的工会会员有些不满,他们交的工会会费很多都支付在上面了。”鸟井一平说,一年下来要帮300多人,全部都是中国研修生。

  “日本的少子化导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而日本政府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又不愿淘汰,就只能从中国、印尼、菲律宾,甚至南非等国家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莫邦富于1985年赴日后,对正式形成于1993年的研修生制度了解颇多。

  全统一工会注意到,研修生数量正逐年递增,仅在2006年,一年申请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第二年转)的就达41072人。日本法务省统计,2007年全日本的研修生和实习生加起来总人数已达16万人,这比10年前翻了2番。“中国研修生占到了67%,大多集中在东北三省、山东省等地,大部分是农业研修生。”鸟井一平拿出一份工会递交日本国会的报告显示,仅在2006年,农业研修生就增加了很多。

  他指着一份报告说:“今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批评了日本政府‘执法意识严重欠缺’,我认为,这些研修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新奴工。”美国方面的报告说,2006年日本的劳动基准局认定涉及“外国人研修生”的劳动法律违反案例多达1209件,可是只有2例是判定雇主有罪。

  日本雇主在雇佣研修生时,递交给移民局的“雇用契约书”上,写明的劳动报酬为每月125000日元。“可是,研修生却远远拿不到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去哪里了呢?”鸟井一平怀疑,被中国中介、日本中介、日方公司合伙分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中介能为日本工厂招募到研修生,那么,他每月都可以拿到固定的收入。”

  日本不法雇主和外国中介联手对付研修生,参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性为零。

  比起其他命运更糟的研修生来说,段艳红等人还算是幸运的。日方的统计显示,仅在广岛县,扣留工资等行为的案件已经从2005年的9件上升为2007年的66件。

  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统计显示,2008年4-7月,在日本意外死亡的研修生为15人,9名为中国人。失踪的研修生数量也在上升,2006年为1849人,而2007年则有3314人不知所终。

  研修生制度,不废也要改

  “2008年3月25日,日本内阁定出了修订研修制度的死时间,最迟要在2009年向国会提交法案。”日本内阁也已决定,对于湖北黄石的“东创公司”之类的中介,要通过外交渠道,制订处理人贩子的对策

  段艳红、胡菊花期待着工会的协助,通过诉讼途径拿到自己该得的。9月下旬,日本律师铃木、笠井治等人已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鸟井一平和莫邦富希望,通过这一个案例,警醒日本国会和内阁,以尽快修改法律。“我认为应该废除这个制度,要真正给予那些研修生以技术教育,如果缺少劳动力,就要光明正大地接收劳工,而非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和支付低廉的报酬的手段,获取他国的劳动力。”他说,如果没有人身自由,那就是奴隶。

  11月,全统一工会递交日本国会的建议书将会公布,并将在国会正式审议。“每年的6月,是日本法律修改或通过新法律的高峰,我想,应该在那时,有关研修生制度的法律得以修改。”鸟井一平说,“可是,问题是能改到什么程度,我尽力而为。”

  为外国研修生尽力而为的日本组织屈指可数,鸟井一平处理过45个国家的研修生案件,可是,在东京,类似的组织却只有3个。“按照日本法律,研修生也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可是,日本人自己都很少加入工会。”他为此感到遗憾,“或许,中国研修生的案例,也能让日本人注意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本政府近年也意识到了研修生制度的缺陷,也试图从法律角度纠正。“我作为民间人士,多次参与了修订有关研修制度的法律前期提案。”作为有影响的旅日华人,莫邦富代表了一部分华人的想法,“2008年3月25日,日本内阁作出决定,定出了修订研修制度的死时间,最迟要在2009年向国会提交法案。”

  莫邦富和鸟井一平等人参与起草的修改意见提出,要开设研修生(含技能实习生)热线,接线员语言为汉语、越南语、印尼语等研修生的母语。除工作日外,周末及夜间,热线也要有人值班,并要做到让每个研修生都知道热线的存在。

  日本内阁也已决定,对于湖北黄石的“东创公司”之类的中介,要通过外交渠道,加强劳务派出国政府强化对中介公司的审核,制订处理人贩子的对策。从今年开始,法律规定发现劳务派出国的中介公司收取保证金并不归还者,不容许该公司继续向日本输入研修生。

  对于彻底废除研修生制度,支持者不仅是鸟井一平,日本东京入国管理局(移民局)前局长坂田英德也公开称:“现有制度已经无法改变日本劳动力市场萎缩现状。”他提出,日本应在未来50年内引进1000万移民。

  日本厚生劳动省也支持废除研修生制度,应将所有人纳入日本《劳动基准法》的保障体系内,可是,维护中小企业利益的经济产业省却予以反对。

  经济产业省早在2007年已提出了“亚洲人才构想”,计划选拔日本各高校的亚洲留学生在还未毕业时到日本公司实习,这一政策意图弥补研修生制度一旦被废除后的空缺。(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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