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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树青:为国“淘”宝的“国宝”

 作者:文/吴志菲

  史树青,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有“中国文物鉴定泰斗”和“文物百科全书”之称。1922年8月出生于河北乐亭,1947年研究生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曾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物征集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兼职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顾问。

  北京魏公村韦伯豪家园一套宽敞明亮的寓所里,头发雪白、体胖如佛的八旬翁史树青,面对年轻的访者侃侃而谈,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当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他所收藏的那些宝贝,一种对于文物由衷的惜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中国文宝收藏界,史树青的名字便象征着权威。而且,由于他知识渊博,深谙古今,故享有“国宝”之誉。

  (一)真情献剑引发“真伪纷争”

  一个青花瓷瓶随意地立于窗台一角,一盏造型古朴的灯台,还有几件外行人不能准确叫出名来的石雕工艺品,一并置身于书报拥挤而零乱的桌子上。史树青坐在宽大的布沙发上,从容地讲述自己所得意的一些藏品的来龙去脉。得意之余,也有郁闷,那是一把从地摊上淘来的古剑惹的“祸”。

  2005年4月初的一天,身为中国文物鉴定泰斗的史树青轻车熟路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前,史树青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便停下脚步,蹲下身子将剑轻轻托起,顿感异常沉重。细细打量起来,剑长50多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有一些绿色的锈迹。待辨认出剑身两行8个文字,史树青暗吃一惊——这8个字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而且是错金(工匠把金丝打进凹纹的工艺)的。“有价值!” 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回来。

  回到家中,史树青对这把剑进行了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有12个同心圆,这种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可贵的是,整把剑全身至今不锈。史树青让家人拿出几张报纸,手握寒光闪闪的宝剑,轻轻一划,叠加在一起的数层报纸瞬间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古剑的锋利让史树青及家人啧啧称奇。为史树青所眼熟的这把古剑,其实与他缘份颇深。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因出土时依然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而震惊考古界。该剑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两行8个鸟篆铭文。该剑出土时置于黑色漆木剑鞘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水平。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经过论证,大家一致认为铭文为“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该剑的身份随即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

  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立即成为令世界考古界瞩目的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考古发现,并被海内外专家公认为“天下第一剑”。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史树青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把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纪录片《古剑》,就拍摄了史树青鉴定古剑的场景。

  1973年,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特批,史树青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化展”赴日本及欧洲展览。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由他亲手带到日本东京展出。后来为保护原剑,越王勾践剑曾复制了两把,复制品都没有错金。当时,郭沫若在欣喜之余,还题诗赞剑:“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史树青回忆,实际上那把剑并没有使用错金工艺,郭老夸张了,“而这次我买的这把剑在文字上更好,使用了错金工艺,所以其价值当在那把剑之上,应该为一级文物”。史树青介绍,错金就是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难度非常大。

  在我们的要求下,史树青叫夫人夏玫云教授取剑给记者一览,并强调自己买这把剑不为谋利,只盼能捐给国家:“这么好的宝物如果流失,真是可惜。”从剑匣中取出剑,果然如史树青所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剑身的8个金字。夏教授指着剑,向记者介绍说,剑的底部两面各镶着青金石与绿松石,构图皆为人脸,而剑身则为长舌。记者要给剑留影,史树青指点着应该怎样摆放剑,而且让家人拿出整洁白色宣纸垫底,剑置其上,“既然要照,那就应该精益求精”。

  文物鉴赏大家史树青收藏越王勾践剑一事一传出,立即在考古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文物界多数人认为史树青的判断有误,无论从剑的形质、表面处理和它的文字结构都不像是真的。

  可是史树青坚持己见,表明自己对于两把勾践剑的异同也曾作过仔细对比,“首先,从剑的长度来看,两把剑的长度差不多;其次,两把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差不多;最后,剑身上的菱形暗纹很相似”。他也指出了不同的地方,“两把剑略有不同。第一,我的这把剑8个字是错金的,而湖北的越王勾践剑是没错金的。第二,湖北的越王勾践剑剑身底部镶的是琉璃,而我这把,一边镶的是青金石,一边镶的是绿松石。”他接着说,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发现第二把越王勾践剑不足为奇。

  因为有争议,史树青原本想把剑捐给国家博物的心愿不能实现。他说,把珍贵的文物捐给国家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可碰上这样想捐却捐不成的事,着实让人烦恼。已年逾八旬的史树青身体并不太好,还曾住了半年的院,现在脚还有点浮肿。夏教授说,史先生的心脏血管严重堵塞,家人都劝他保重身体,别陷入纷争。

  “年纪大了,反而像个小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夏教授说,“他对越王勾践剑的事老是不大开心。”为了这事,史树青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他叹了一口气说:“学术上的事有时是没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看到老伴有点生气的样子,夏教授说:“不争论,不争论,身体要紧。国家不要,我们留着作为家传。”

  (二)为国淘宝捐宝是收藏的最高境界

  是鉴赏家,也是收藏家,史树青的收藏以书画、碑帖、善本古籍为主,兼及陶瓷、玉器、佛像、青铜器、砚台等。与别的收藏家不同,史树青是藏而不私,一旦国家需要,他常常把自己的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的博物馆。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的“景仁榜”上,镌刻着许多捐赠者的名字,史树青的名字也列在其上。为国“淘”宝,把国家需要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是史树青作为一个普通收藏者最真的心声。

  1951年,史树青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了1年。那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他还“淘”到一件文物献给国家。因为学校在西苑,游行队伍在西直门集合,然后再去天安门。当时,西外大街好多卖早点的饮食摊,一个卖凉粉的老太太拿一个青花大盘子盛凉粉,史树青一看那盘子,是明朝初年官窑的瓷器。他叫住同乡兼同学的王世襄(而今也是文物鉴赏家,有“古玩大家”之称),指指老太太手上直径约40厘米的盘子,说“这不跟你们家的那个一样吗?”

  王世襄出身于河北乐亭的大户人家,家里收藏的宝物无数。他也认出来了:“是啊,这是宣德的盘子。”两个知识分子一心想把这个大盘子捐给国家,为国家作点贡献,就在那跟老太太磨了好一会儿嘴皮子。最后,老太太答应5块钱出手盘子。可他们俩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一人凑了两块五。

  有趣的是,到了集合的时候,史树青和王世襄两人就轮流抱着大盘子站队,然后又轮流抱着盘子去游行,走到哪都变成了街上一景。走到西直门内的科学院宿舍,正好看见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站在宿舍门前看游行盛况,就把盘子暂放在裴家,结束游行后径直捐献给了故宫。

  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历史博物馆。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值大价钱的真货叫“捡漏儿”。史树青从少年时代学收藏之道到老时以收藏为乐,始终对“捡漏儿”乐此不疲。他捡的第一个漏儿就是15岁那年以两毛钱买到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将领邱逢甲的字画,史树青津津乐道:“《邱逢甲七绝诗》轴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1953年这幅字画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邱逢甲的字画之外,还在1959年捐赠过《海瑞行书轴》。当时,毛泽东提倡学海瑞,中国掀起一股海瑞热。刚刚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布置通史陈列,征集体现宣传、学习海瑞精神的展品,参加文物征集工作的史树青率先捐出了家藏多年的海瑞墨迹条幅,为展览提供了急需的文物。当时馆领导曾高兴地表示,要奖给史树青500元奖金,但被史树青拒绝了。除此以外,史树青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多件藏品,如汉代铜熨斗、隋大业六年铜佛造像、唐三彩圆盘等捐献给了国家。

  1970年5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不久,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由于多年积习,史树青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考古事业,筋骨劳累却仍不忘搞点“副业”。一次,他在向阳湖里插秧时,竟然摸到一把远古的石锛,这是一种石制的平头斧,已有三四千年历史,十分难得。高度的职业敏感,使他获得一种意外的惊喜,感到“了不得”。那年代地上地下文物都归全民所有,个人不得收藏,他立即拣起洗净保存起来,等到春节放假时,亲自找到湖北省博物馆,将这一稀有文物无偿捐给了国家。 回忆至此,独具慧眼的史树青引经据典,说:“石锛是一种古时候磨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向阳湖石锛的发现,说明几千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居住,而这种人应该叫‘湖居人’。”

  在“文革”时史树青被批为“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但“文革”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不光是自己捐,史树青还替历史博物馆淘了不少文物。一直以来,史树青有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设法、不惜耗时费舌,为国家征集文物。数十年来,他给历史博物馆征集了数以百计的珍贵文物。末代皇帝溥仪曾把家藏的醇亲王画像捐给历史博物馆,而促成这件事的就是史树青。

  在史树青为历博“淘”来的诸多镇馆之宝中,有关成吉思汗的两件文物便是他最得意的“淘”来之品。

  1951年,小学同学崔月荣通过史树青出售一些书画。崔月荣的公爹做过民国的参谋次长,曾经视察过蒙古,当时蒙古的一个王赠送了他一些宝物。在崔月荣拿出来的书画当中,史树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感觉“不得了,非同一般”。史树青过去仅见过一幅成吉思汗画像,是明朝人仿制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当时馆里也没太在意,不记得给了人家3块钱,还是5块钱”。

  到1962年初,馆里请了3位大专家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对馆藏的全部书画进行鉴定,年轻的史树青就在旁边跟着听。鉴定这幅成吉思汗画时,专家们从画像的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和用笔等方面断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幅画像突破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也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

  除了这幅画像,另外还有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凭史树青的过人眼力才来到历史博物馆。说起收藏这块金牌的往事,史树青感慨那真是尽费周折。1978年的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一块腰牌到历史博物馆,想鉴定后卖掉。可是征集处的人认为腰牌是假的,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人拎着个包就要走,正好史树青进来,他仔细打量这块腰牌,心中暗自叫好——这块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的腰牌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而且还是成吉思时代的圣旨金牌,那时成吉思汗还没称汗呢,“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枚圣旨金牌是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文物。”这是至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那时,史树青的工作是负责文物的征集鉴定,没有决定购买文物的权力。已到中午了,史树青请这个人吃了顿饭,一边吃一边聊,得知这个人花8000元买的腰牌,给9000就卖。下午上班后,史树青去找馆长,但是馆长也说是假的。无奈,史树青只好眼看着宝物流走了。过了半年,史树青还惦记着这块金牌,他还为此去找过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一直到老馆长卸任,换了一个年轻的馆长,在史树青的“撺掇”下,馆长同意买这块金牌。经过这么一折腾,人家要价2.5万元,几经周折宝贝总算是到历博手中了。

  成功征集到这两件成吉思汗文物,史树青倍感欣慰,心中的成吉思汗情结也愈来愈浓。2006年5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成吉思汗有了白人后裔”,被国内数家媒体转载。史树青家中订的《参考消息》及《北京晚报》也都刊登了这则报道,引起了史树青的关注:“这则报道讲的是,英国一家公司通过对其数据库中25000份男性客户的DNA资料进行‘寻根’对比测试发现,一位现年48岁的美国会计学教授的Y染色体竟然与成吉思汗的‘精确匹配’,他也成为第一位带有成吉思汗基因的非亚裔人士。”看来,老人对于成吉思汗的关注已超越了文物这个范畴。

  (三)“文物百科全书”坦言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国家有规定,从事文物工作的人是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私买收藏的。史树青自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后,长达半个世纪自己不再从事个人收藏。即使后来自己能收藏文物时,他都是去潘家园、报国寺踅摸。去外地出差或探亲访故时,寻访一些有来头的文物也是史树青的收藏之途。作为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兼收藏家,史树青曾淘过许多价值连城的宝贝,然而,在他的家里却看不到那种富贵逼人的气势,所有摆设都显示这只是一户平常人家。“我确实淘过许多宝贝,但难得的珍品都捐献给了国家,一般的才自己留下赏玩”,对于文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财富属性,史树青并不在意。

  提起自己的那些收藏品,史树青的谈兴很高。每次去地方考察,史树青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看当地的古玩市场,看看博物院,看看文物商店。在巡察中他往往独具慧眼,从一些不被人注意的旧物甚至仿品、膺品中发现真品。一次到一个文物商店看到一幅古画,史树青拿出放大镜,仔细地看来看去后,兴奋地发现,这幅画虽是仿品,但是明代仿的,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另一次,史树青路过廊坊,在旧货市场见到一个长着翅膀的石雕小人,花200元买了下来。他说,“这是汉代石雕羽人像”,翻开一本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他指着里面的一些图像说:“这些都是平面画,石雕的很难得。”

  一边说着,老人拿过放在桌上的一个瓷瓶,介绍说:“这个是宋朝哥窑弦纹直颈瓶,乾隆年间刻的字,曾是故宫养心殿东暖阁的用品,可能是太监偷出来的,或是皇上赏赐给大臣而流落到民间。”前些年,史树青偶然在深圳罗湖市场觅到这个宝贝,当即以4000元钱买了下来。回到北京后,他希望将瓷瓶重新送归故宫,但故宫专家鉴定后,认为不是宋朝的东西,也不是故宫流落出来的。捐宝被拒,史树青既无奈又气愤,“那时如果我不买下来,这件宝贝很可能在深圳出口,流入境外。”

  几次捐宝被拒后,史树青表示自己对现在文物鉴定界的干部培养有些看法,“现在的年轻人怀疑性多,什么都不相信”。史树青说自己不太相信那些用科学仪器测定出的文物,他用的是眼,“比如,用清代遗存下来的纸张,‘高仿’出一副古画。你用仪器测定,那纸的年代,假不了,可画在纸上的水彩笔墨是现代人画的,欺骗了你。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力非那些冷冰冰的仪器能替代了的”。

  关于文物鉴定,史树青常说要掌握3个要素:一是文物必须同文献相结合,二是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相结合,三是眼力和科学相结合。他认为,要把书本上的知识和文物相结合,多看多摸,多写多悟才能入道,判别真伪优劣。

  出于收藏文物的爱好,青少年时代的史树青在家经常翻阅古书。史树青年青时研读辅仁大学研究生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建议他鉴定文物一定要学历史。即使到了功成名就的今天,史树青仍然认为读书很重要,自己一直在学习,“因为新学问不断出现。我读的书还是太少”。他认为,有学问的人分学者和专家两种,学者是郭沫若、启功、沈从文先生那种,博古通今、触类旁通,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而自己只是在文物鉴定这一块儿懂得一些,还不算大学问,这只是艺术领域里的一小块。

  史树青实在是太谦虚了,他远不止懂得一些文物鉴赏知识,诸如历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铜器、玉器、陶瓷、版本、杂件、民族文物、宗教文物等,都有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见识超凡。

  “历史上书画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记得不多,天津一个鉴定家能记1万多人名,我能记5000人吧。”史树青笑言。其实,他脑海里储存的人名何止五千!而且对每个人的历史背景、籍贯、官职、作品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如今,史树青鉴定过的文物精品已不计其数。他深有体会地说,看一个文物、字画,必须要探源。“一要言之有物,二要遇物能名,像生小孩起个名,书斋起个斋名,好多考古新发现,不知道起什么名不成。第三要见物见人,要知道字画、铜器等文物的来历。”正因为根基厚实,学识渊博,史树青研究、鉴定文物时,旁征博引,相关的人物、器物、地名、事件、掌故、诗词及奇文佳句常常是脱口而出。因此,史树青被文博界誉为“文物百科全书”。

  当记者问起他是否熟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时,史树青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史树青是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顾问,他很赞成成立国学院,“当年启功先生就倡导过,民办的国学院也建立了,首都师范大学建了艺术市场系,还有的学校建了文物系”。他认为这都是对古文化的传承和挖掘,但一定不能走形式,真得用心去做。这些院系设什么课程,毕业后学生做什么工作,都得有所考虑。

  说到学问继承时,史树青说:“我曾带过五六个研究生,大都做买卖了,开拍卖行,赚大钱。这样怎么行啊。”对于自己的眼学后继乏人,史树青感到无奈,但传给后人又很难,两个孩子也都没有继承他的事业——儿子在出版社工作,女儿是做财贸的。儿子平时倒也喜欢收藏,到潘家园那儿买东西,可史树青往往一看就知道大多是假的。

  史树青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文物不计其数,人们对他的鉴定准确率非常好奇。对此,史树青坦言,智者千虑亦有一失。目前鉴定文物还是以眼学为主,眼学是凭经验、做比较,难免会有走眼的时候。一次在山东淄博,当地的一位女同志请史树青掌眼给她买一件铜镜。在淄博文物市场,史树青看到一件铜镜很光亮,花纹也好,就让她用200元买了。结果第二天商店里又出现了一件同样的铜镜。经过仔细鉴定,证明它们都是新做的同样的翻版制品。那一次老马失前蹄,让史树青很尴尬。

  如今,史树青虽然离休在家,请他鉴定文物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曾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的史树青,还曾任收藏家杂志主编。他对民间收藏很支持。他常说,民间收藏很重要,对国家有好处;国家收藏是主体,民间收藏是补国家收藏之不足。收藏家是国家文物的保护者。个人收藏也起到了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保值增值的作用。

  但是,普通收藏者往往缺乏实力和眼力,而仿品、膺品充塞市场令藏者防不胜防,上当受骗者时常有之。曾经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去世了,4个儿子与儿媳一起坐飞机来找史树青鉴定一件藏品的真伪,以为价值连城,大家好分家产,结果史树青鉴定说是假的,8个人的脸色一下就变了。这件事令史树青印象很深。对此,他的看法是,收藏文物需要专业知识,要有眼力,抱着发财的思想,急功近利,肯定要上当的。

  在谈到收藏的意义时,史树青认为,收藏历史遗留下来具有文化内涵的东西,这对国家是个贡献,是爱国的表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爱好收藏的人会越来越多,藏宝于民是好事,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象征。那么,普通收藏者应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史树青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喜爱啥收藏啥;采取人弃我取的方法,可从竹木牙雕等古代工艺品着手,这是别人很少收藏的冷门。

  (四)历博馆的元老不老的鉴定人生

  约访史树青时,他的夫人夏玫云教授曾给记者排期安排采访,并坦言此日期只能推后不能提前,原因是“史先生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没有一天闲功夫”。当时,记者心内不禁疑惑,一个年逾八旬、离休在家的老先生,至于忙得无一日闲功夫?这一疑问在史树青家得到破解。夏教授拿出一个排满安排的台历,果然密密麻麻,每天都有“功课”——不是电视台拍摄,就是报刊采访,或是替人鉴宝,要么出席什么活动。就是采访时间内,也不时有找史先生的电话拨进来。也难怪,史树青工书法,精鉴赏,尤以考古鉴定驰誉中外,是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与启功、杨仁恺、徐邦达并称为我国“四大文物鉴定专家”。这样的国宝级大师能不忙吗?!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文物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2002年8月15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为80岁的史树青先生举行了“庆贺史老80大寿暨参加文物工作55周年”的活动。一周后,史树青最后一次去他的办公室,整理自己的东西、交待有关事宜。从第二天起,史树青就正式离休了,但是如果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史树青还是会亲自到场参加。

  人虽离休,对于文物的热爱却无法停止,史树青的一生重重打上文物鉴赏、收藏的印记,与文物的情缘可以说始于他父亲的影响。1922年8月16日,史树青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父亲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 对文物鉴赏有点基础,也读了一些书,平时喜欢收集乡贤遗墨。”幼时的史树青经常见到的场景便是有人把字画带到家里来,父亲觉得好就买下来。这便是他最初所了解的收藏。

  8岁时,史树青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后来上了琉璃厂附近的北师大附中。琉璃厂是北京一条古老的文化街,清朝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全国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了北京,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也成为收藏家们的聚散地。

  那时,史树青放学了没事就到琉璃厂各铺子里看,尤其是遇到庙会就更有意思。一来二去,他和琉璃厂许多古玩店老板混熟了,听老板讲古玩的段子和规矩。从上高中起,史树青就利用课余到北海公园团城的国学书院应月课,每月交两篇文章两首诗的试卷。书院还在每周开课,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是学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如此,他鉴赏文物的眼力便日渐见长。

  国文老师张鸿来先生也很喜爱古字画,史树青常买了东西跟他交流。一次,有人托张先生鉴定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几位老师在一起品评,都说是赝品,张先生说:“还是让我的学生看看吧。”于是把史树青叫到宿舍。史树青看过那幅画,说:“是真的。”后来,经琉璃厂的专家鉴定,果然是真迹。从此,老师们若有朋友来鉴定或购买书画,就常请史树青协助。高中毕业的时候,张鸿来先生给史树青题诗字一幅,诗中有“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之句。

  1945年史树青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受业名师,习文研史,后继续在本校文科研究所历史组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47年,史树青从辅仁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先是到汇文中学教书,同年经业师、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推荐到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工作。刚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史树青的职务是秘书,后来做文物编目,钻库房,接触了大量实物,为以后的文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史树青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业务骨干。

  史树清曾参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是历史博物馆的元老。提出那段往事,老人仍历历在目:“1948年,党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建议应成立国家博物馆,古代、近现代历史应向世界介绍。”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著名十大建筑之一,开始动工兴建。“建馆过程中,有几个近现代史,几个革命史专家参加讨论。当时历史支部是蒋赞伯、吕振羽、范文澜等人领头。”那时,史树清负责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担任明清陈列组副组长。

  进入历史博物馆以来,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经他亲自鉴定的各种文物多达百万件,是中国历史博物馆30余万件馆藏品的几倍。而且,他的绝大部分鉴定都是定论,别人无法推翻。1986年国家成立文物鉴定委员会时,史树青被推举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国家所藏文物的鉴定工作。在文博界,关于史树青的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鉴定逸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世人一直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像。1980年,史树青考察后认为,那是佛教题材的早期宗教造像群,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早200年。“孔望山摩崖石刻,开始大家以为是孔子给弟子讲课。实际上是释迦牟尼死了,弟子举哀的场景。”史树青说。这一新发现,对我国雕刻艺术史、佛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据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

  那么,宋朝画家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何意,“上河”又是何谓?多年来,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和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等。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根据当时东京城划分136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3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而史树青持“清明盛世”观点,他向记者详细解说:“画面上那么多人物,没有一个像是去扫墓,也没有一个似乎扫墓归来,这幅画展示的是市井繁荣之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是画家为歌颂当朝的政治清明而作。”而《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史树青认为即“河的上游”,或“上河村”,是为地名。《清明上河图》即通过刻画上河这个地方的繁荣市貌,展示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再者《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可能不是张择端一人,而是由他领衔的一帮画家。由此,他笑着建议,“如今的时代可以说是真正的清明盛世,可以以上海黄浦外滩为景画个《清明上海图》或干脆以北京的通州为景画个《清明通州图》!”我们笑言:“不妨来个《清明神州图》!”

  在中学课本里,《核舟记》所述核舟是明代微雕大师王叔远果核雕刻工艺品的代表作。但是,长期以来,海内外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直未曾发现过明清两代美仑美奂的桃核实物或图片,大陆出版的《国宝大观》一书只能将一枚珍藏于台北故宫的清代雕刻的橄榄舟(长3.4厘米)奉为国宝。1993年,浙江宁波发现王叔远的桃核力作“苏东坡夜游赤壁”,一时引起轰动。史树青对该桃核舟作了鉴定,确认它是明代精湛的手工艺品,是迄今发现的世上仅存的明代果核雕刻品,也是形体最小的核舟。这一国宝的失而复得,填补了我国现存明清桃核舟的空白。

  据史树清介绍,此枚明代桃核舟船篷一侧,有一明显为“明”的标志,是王叔远的简称,其题款的方位与魏学《核舟记》中记载的“其船背(船底)梢夷,则题名其上”情况完全一致。此枚桃核舟首尾长2.9厘米,高2厘米,共刻有5个各具神态的人物。精妙的小窗有轴,可灵活开关,与《核舟记》中描述吻合。桃核舟用身着禅衣的佛印正在侍弄一盆盛开的菊花来暗示苏东坡游黄冈赤壁时令:“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这种设计突破了王叔远早期作品中通过在画舫的小窗上刻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赤壁赋》中名句或“壬戌秋日”等文字来点题的格局,推断此作完成于王叔远晚年成熟期。

  (五)跟不上时代的“倔老头”以读书为养生良方

  作为我国顶尖的文物鉴定家之一,史树青除了精于文物鉴定之外,这位“国宝”的诗文、书画同样具有大家风范。“我父亲也爱写字,所以我小学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练字。父亲说,不论做什么,有一笔好字就不愁生计。”原来,堪称书法名家的史树青练习书法的初衷,却是父亲为儿子将来不愁生计而做的最早人生规划。据悉,他的书法市面上高达每字数千元。

  如今,史树青每天除了写字外,还要读书,这两个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他说:“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休息,写字就是休息。书法可以强体,它可以活动手指与腕关节,还能平衡手臂的力量,通过上肢和双手经络的作用,以平衡脏腑及全身的气血。经常写字,气血畅通,精力旺盛,疾病就会减少。”

  谈起读书,史树青说自己同书有着不解之缘,“无事不出门,有钱就买书”。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平时,史树青把有限的工资大多用在买书上了。他曾赋《书缘十咏》10首。“十缘”是:买书、收书、点书、抄书、选书、校书、藏书、品书等。

  史树青把书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精读书,必须逐句地认真细读,像《史记》、《汉书》、唐宋文章等。这类书,读到搞不懂的时候,要查有关索引,查辞典、工具书。一类是常用必备的工具书。还有一类是泛读书,取与自己研究有关的书,读其概要,取其精华。藏书不读,是史树青所反对的。他说,有人把书往架上一放了事,成了插架子书。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读,取书中为我所需者。“旧书不厌百回读”,史树青颇有些感慨地表示,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读书,“读有用的书,读书能致用”。平时,老人读得比较多的是文史方面的书籍。

  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成痴,史树青身上就有非常明显的“书痴”本色。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月出版的《李大钊的故事》,第一次印刷定价0.50元。时隔5年,《李大钊的故事》在北京的书店尚有剩余,处理价一角钱一本。书店低价处理旧书,这种事情其实并不为怪。可史树青却认为非常之怪,他觉得,这么好的书,才一角钱,“太便宜了”。爱书老人“天真”、“可爱”的一面跃然而出。

  北京东堂子胡同里的一间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住了40多年,这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这些书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丰富眼学的最根本源泉。子女们都不要这些“破烂”,而老伴夏教授好整洁,也不愿意把这些旧书都搁到新家里。为了这个问题,老夫妻俩争吵了很多次,最后史树青妥协了,把旧书装箱搁在旧宅。而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吵着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最近,史树青以前住的四合院就要拆迁,他最担心的是他那3万多本书该如何处置,“老舍的儿子还曾让我捐书给老舍纪念馆”。

  读书与治病,闻之似乎这两者不搭界,但读书能治病却是史树青总结出来的经验。他说,读优美典雅的诗篇,有利于胃病的愈合;读幽默小品之类的书,有助于神经衰弱的医治;读小说能使病人精力集中,有助于病人的康复。确实,书籍不但给人以文化教养,还兼有对紧张心理迅速抚慰、消除的效果,哪怕是随意翻翻,也能起到暂时充电和解乏的作用。

  采访时,史树青拿起记者带来的杂志及名片,举在一尺距离间仔细阅读,记者感到惊讶,一位高龄老人眼力却还这样好!遂问他能不能看清,老人点点头表示“可以,但平时看书时所使用的是放大镜”。

  耄耋之年仍然头脑清晰,史树青的养生之道除了读书写字以外,他还有几十年积淀下来的生活经验。他认为,一个人的健康和长寿,除了需要营养、运动、休息等生理上的满足外,还需要安全、友谊、爱情、信任等心理上的满足。在史树青看来,一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个朋友众多的人,一个在社会交往中与人有广泛而真诚友谊的人,必然能够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自身就会有一种安全感,这对保持心理平衡和健身益寿大有裨益。反之,一个人与家人、邻里、乡亲长期不睦,或与同事、领导关系紧张,就会使自己陷入一种无助、不安的孤独状态,并极易因此而产生焦虑、忧伤、恐惧、愤怒、失望、嫉妒等恶劣情绪,从而损害健康。

  在日常的生活中,史树青提倡“三忘”:忘掉年龄,保持旺盛活力;忘掉怨恨,对事对人宽容;忘掉悲痛,从伤心中解脱出来。遇到不平、不满、吃亏的事要学会宣泄和转移。俗话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如果想不开,自寻烦恼,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那只能气死。

  以前,史树青出差开会时,接待单位常安排他住宾馆套房,可他总是婉言谢绝,住标准间他就很满足了。有人说他是不会享福、跟不上时代的“倔老头”,但他知足常乐,乐在其中。前些年,虽已年近八旬,却乃坚持正点上班,并且不要馆里接送,自己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学问与人品都为朋友们所津津乐道,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以“有求必应”四字相赠,对老友助人为乐的品德发出由衷赞美。

  在生活饮食方面,史树青并不挑剔,非常节俭,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有时一忙起来顾不上吃了,开水就馒头也能对付一顿。史树青不吃甜食、不动烟、酒,也极少饮茶,不喜欢酸、辣的口味,也不喜欢西餐,不吃虾,也很少吃鱼,水果中偏好香蕉,菜式中独喜欢红烧肉。身体胖胖的他前几年曾得了一次脑血栓,“可是没栓住”,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打这以后,他的红烧肉少吃了不少。“医生一再叮嘱,也不敢掉以轻心。现在改吃排骨啦:红烧排骨、排骨汤。没有肥的了,总是可以吃的吧!天天吃也吃不腻。当然,青菜也是必不可少的,夫人监督,保姆操厨,菜是一定要吃的。”

  确实,“夫人监督”这一条,记者在史树青家可是亲眼目睹了。每日,老人需要定时吃药,记者按约来到史家时,史树青还未服药,为了不耽误采访,夏教授催促老伴赶紧把药吃完。可能是天天吃药,老人有些厌烦,他举着药,迟迟不愿放入口中;而夏教授与记者边寒喧几句,不时关注着老伴手里的药。夫人的严格“管理”,史树青心领神会,但可能实在是因为药太难吃,或者是因为记者的到来,话题一打开便收不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完成吃药这一“艰巨的任务”。无意中,记者窥见老人性格中天真、率性的一面,他是那样自然,又是那样和蔼,老人的懿德高风堪比室外灿烂的阳光,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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